有一首暴露年龄的歌叫做《外婆的澎湖湾》,现在很少听见了。那天在厨房料理晚饭,一边听一边在回忆童年的外婆和外婆家。
不知为什么,来自外婆家的记忆长时间被一棵大树锁定——那是一棵枇杷树。从有记忆开始,那颗伟岸、茂盛的枇杷树就一直是外婆家的标志。即使在那些被记忆橡皮抹去的岁月里,我还是发现了小小的自己和枇杷树的合影。
那颗枇杷树长在一条小水沟旁。妈妈说,她小时候那条水沟是一条大河。岁月变迁,大河成了小沟,小沟慢慢闭塞,离活水的源头越来越远。小水沟干涸了不知道几回。但是,枇杷树一直在。
爸妈从小就是一个村、一个组的邻居,只不过是生活在不同的氏族,就是不同的宅子。所以外婆家很近,步行十来分钟就可以到。
在崇明人印象中,尤其是外婆的眼里,“外婆”这个称呼似乎太见外。但是总得和奶奶加以区分吧,所以不知道是妈妈的创意还是我口头上的潜移默化,有记忆开始我从没有叫过一声外婆,而是叫“北宅阿婆”(阿婆在崇明话里就是奶奶的意思)。
每年收割小麦的季节,都是枇杷成熟的日子。天气慢慢热起来了,枇杷树上慢慢出现一片片橙*,时不时还有熟透的枇杷“扑通、扑通”地掉进树下的小沟里。
这个时候的枇杷树下永远是最热闹的。无论大人们多么忙碌,孩子们总是会伺机等候树上的枇杷慢慢成熟,然后拽的拽,爬树的爬树。树顶上的枇杷总是又大又好,但这往往属于大孩子的专享。表哥爬上去的次数肯定远远超过我。
吃完枇杷,应该就是插秧、播种水稻的季节,这是每年外婆家的头等大事。那个年代,每家农户还有几亩稻田,一年一季的水稻种植是农民最大的工程。
外婆家比较特殊,舅舅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下肢是残疾的,舅妈在那个年代还算一个劳动力。外婆年纪大了,自然是不能下田插秧的。表哥还是不顶事的毛孩子。所以,每年夏季来临前的那几亩水稻田都是外婆最大的心病。
家里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外婆总是会奔走各家,看看那么多表哥、表姐、姨妈、姨夫是否可以帮忙。在那个纯手工的年代,插秧不是一件容易打发的活,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和忙碌。所以,在那个梅雨霏霏的季节,心急如焚的外婆经常在雨水打湿的脸庞上挂着泪水。
当然,困难总是会迎刃而解,每年总是会有不同的大家庭成员帮忙完成插秧。然后外婆负责在家做饭,最简单的农家菜,等着中午一群群穿着雨衣、两脚*泥的“壮劳力”们回家吃饭。印象中有过大玻璃瓶装的汽水,那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外婆从小没有读过书,身材矮小,驼背,她在慢慢变老。外公早逝,家里很穷,世代农民。外婆一直和舅舅一起过。家里的两间瓦房破陋至极。一家四口人就这样一起过了几十年。
日趋衰老的外婆,言语会唠叨,会不着边际,会杞人忧天,于是谁听了都会不耐烦。最爱外婆的妈妈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她刀子嘴、豆腐心,急脾气(欢医生完美继承)。外婆经常会被妈妈在言语上数落、顶撞。但是在背后,妈妈还是会对我说,她是最心疼外婆的。
当时年少气盛的表哥在外面到处惹事生非,让外婆的晚年多了很多遗憾,外婆不知道为他流了多少眼泪。这个唯一的孙子是他最大的寄托,纵使外界再有表哥各种流言蜚语,外婆总是坚持心底里的那份信任,哪怕是违背现实的。
还是某年的初夏,吃枇杷的季节,妈妈去北宅看望外婆。聊天中,外婆去墙角拿一瓶亲戚送给她的可乐给妈妈喝,不料脚绊到了桌角,就此倒地。卫生院的诊断是股骨颈骨折,80多岁的外婆自然没有选择手术治疗。从此在那个昏暗的卧房——和舅舅、舅妈共用的几平方,成了外婆此生最后的天地。
其实,在床上平躺三个多月后,外婆的脚慢慢可以动弹了。只是,并发症开始出现,营养不良,褥疮,肺炎和面部蜂窝织炎,逐渐侵蚀外婆最后的岁月。
直到有一天,我在寝室里接到爸爸的外婆刚刚走……。
那年,我在医学院读二年级。
数月后,有一次在舅舅家吃饭,和几个表哥在枇杷树下聊天。大家都发现那棵枇杷树不再苍劲有力。大家说,外婆是这个家的大树,如今外婆走了,枇杷树好像也要倒了……
后面的两三年,枇杷树结的果实越来越少,无可奈何地衰老着,直至枯萎。
有一天,我是看着舅舅把枯树砍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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