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玲玲医生 http://www.yunweituan.com/npxdt/npxchy/1471.html如果说，中国旧社会的妓女生涯从东周列国时因管仲治齐，设女闾三百，以安商旅而起的话，那么，到旧中国寿终正寝止，妓女的不幸遭遇已经延续近三千年了。
在那悲辛龌龊的漫漫长夜中，是初唐时期的“青钱学士”张鷟第一次在叙事文学最高形式的小说艺术中，通过官宦文人——
中上层知识分子冶游生活的描绘，首先正面地刻画了妓女们可喜可爱的心性形貌，并进而把文人学士与歌妓舞女们的艳遇场景赋予了诗意色彩。
让我们沿着张鷟《游仙窟》以后的历史行程作一番探幽览胜的寻觅，我们会看到，正是《金瓶梅》在描绘封建士大夫与下层妓女的嬉戏活动方面，继承并光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风范和社会内蕴；
同时，从《金瓶梅》到《游仙窟》的长足进步中，也可观照到《金瓶梅》中又一个弥足珍贵的闪光点。
《游仙窟》书影
张鷟的《游仙窟》，写自己冶“游”于美人窝的一段经历。所谓“仙”，在唐代诗文中往往是美女、艳姬的代称，此处实为对妓女的美称。
因而“仙”之“窟”其实是美人窝的雅号。
作者以韵散兼用的语言形式，描叙自己作为“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孙、广武将军钜鹿侯之子”，“已入甲科”,“又蒙高第”的青年士大夫，在“奉使”公干的途中，与妓女相狎嬉游的一夜艳遇。
作为当时科举出身的文人学士们狎妓嫖娼——或者文雅点说是中上层人士婚外恋风习的艺术写照，
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不朽意义，其美学贡献不仅在于它是文学史上成功地描写这类题材的开山之作，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
而且，它第一次以小说形式勾勒了封建统治阶级中正统派人物的一付别具个性的形象：
他们不再拘于礼教官仪，不再恪守儒学官箴，他们的言行心态生动地透视出社会和文学上审美的新形势——
“新起的庶族知识分子不仅要在社会有形构成的实务利权中争取自身的集团利益，也要求在精神领城中表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要求在文学艺术中显示自己的性格和风貌”；(何满子语)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品第一次把深受社会践踏、横遭世俗鄙视的妓女作为正面赞美的形象来描绘，作为小说主人公衷心情爱的对象来诗化地刻面。
这正是《游仙窟》的重大审美价值。所以，它博得后世治文艺的专家如鲁迅等人的重视和赞赏，被后人称为“结束了中国小说前史的近代型小说发韧之初的第一篇杰作”。
后来的什么《铁花仙史》虽以“仙”字相标榜，且以妖术相穿插，却落于不堪观赏的俗套；
而亦以俪语作小说的《燕山外史》之类，又因宣扬封建礼教，加以文思迂拙，笔致呆板，更为有识之士所厌弃。
所以，《游仙窟》至今仍值得回味。
《游仙窟》插图
然而，史料证明：
张鷟这篇《游仙窟》早在初唐时期即已流传海外，而在中华本土上却一直湮没了一千余年，直到上世纪末它才在爱国学者的努力下重返祖国。
因而，在张鷟之后直到上世纪末之前的历代小说家、评论家等的笔下，从未见有任何道及的文字。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兰陵笑笑生等人创作《金瓶梅》时，的确未曾目睹过因而的确未曾承受过《游仙窟》的直接影响。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金瓶梅》中确有“英雄所见略同”而与之相类似的并又更上一层楼的刻画。
——这就是书中关于蔡状元和董娇儿的一场风流佳话。它在特定时代中颇饶审美情韵，这就大大值得我们品评了。
说起《金瓶梅》中蔡状元与董娇儿的一场风流佳话，先要解开《金》学研究中的两个“结”：
其一、不该误解的误解——关于鲁迅对蔡状元的评价问题。
的确，“世之论《金瓶梅》者亦多矣”；但“在无数古今中外的论者中，唯鲁迅（引者按：应加“首先”二字)能以精通中国数千年政治、文学、历史、宗教的气魄与眼力，给《金瓶梅》以科学的评价”。(钟来因语)
正是伟大的文学史家鲁迅，在其有关论著中两次提到《金瓶梅》中关于蔡状元与董娇儿的冶艳之事。
但笔者以为，不应简单地、肤浅地理解为鲁迅对蔡状元这一艺术形象是否定的或鄙视的。
应当明确肯定，鲁迅这两次引用《金瓶梅》对蔡状元的描叙，都是为正面地阐发《金瓶梅》圆熟的艺术技巧和丰赡的审美意蕴而着意标举的。
《中国小说史略》封面
首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上)》这专讲《金瓶梅》的篇章中开宗明义即正面肯定了“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
于概述了《金瓶梅》全书的内容提要后，接着就热忱而中肯地评赞了《金瓶梅》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卓越成就，
特为表明“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紧接着，鲁迅就直接引录了《金瓶梅》的两段原文以证实自己的论点。
一段是《金瓶梅》第二十八回潘金莲指着从藏春坞西门庆“拜帖匣子内”搜检出来的宋惠莲在世穿的鞋子，既用以嘲讽西门庆，又故意把鞋子刀剁几段掠到茅厕以羞恼西门庆。
短短的几行勾勒，就将潘金莲、西门庆、秋菊、春梅等人物的个性和形态，以及这场小闹剧所展示的社会风情，都鲜灵活泼地凸现于纸面。
再一段就是《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暗约董娇儿等妓女来，邀留蔡状元与之艳遇过宿的文字。
笔者认为，这正是鲁迅上述关于《金瓶梅》刻画西门庆“即士类亦与周旋”之论点的有力例证。
它恰切地表证了鲁迅关于《金瓶梅》绝非“淫书”而实有深广社会意蕴的科学论断，也形象地表明了鲁迅对以这段文字为代表的《金瓶梅》的语言艺术的衷心喜爱和热忱赞赏。
《金瓶梅》中值得广为称引的佳篇美制比比皆是，而鲁迅于极为珍贵的有限篇幅中，特为详细地予以引述，
可见这段关于“士类”代表蔡状元的描叙，在鲁迅心目中有着何等深隽的印象和何等突出的地位。
可惜的是，《金瓶梅》中这段内蕴深广的艺术画面，至今尚未得到公允的评析。
《金瓶梅》插图本
其次，鲁迅年4月发表的《论讽刺》中提到“《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
也很清楚，正如鲁迅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以及同一时期写的其他有关文章中明白交代的，意在帮助人们矫正评鉴文学作品时的若中偏见，如“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误以为讽刺并非写实之作，等等。
鲁迅仍缘于他对《金瓶梅》卓越艺术成就的深切好感，这才在论述时顺手拈来《金瓶梅》的描摹作为范例，而强调的则是“讽刺作者……常常是善意的”。
“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
很明显，按照鲁迅的逻辑，《金瓶梅》上列写蔡御史的一段文字，实在是兰陵笑笑生对人物既存善意又秉热情的产物。
同时鲁迅深刻指出：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年)
照鲁迅的意思，真正优秀的讽刺之作，正是作家敢于直面现实人生，精于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去对社会生活作艺术的概括提炼而使之典型化的作品。
《金瓶梅》正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艺术巨构。
就上列引文而言，要说兰陵笑笑生有所讽刺的话，那也主要是讽刺西门庆。
因为蔡御史的“自谦”云云，是针对西门庆先说“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而发的。
本来，那个目不识丁、胸无点墨的粗俗泼皮西门庆，未必懂什么“昔日东山之游”,这里是兰陵笑笑生为了塑造与之相对应的蔡状元形象而故作的艺术化处理，是有小说家的深长寓意，并且在此情此境中也能产生美感效应的成功之笔。
因此有些研究者据此误以为是鲁迅鄙薄蔡状元，实在是不该误会的误会。
同时也应承认，鲁迟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对古小说的评论中，难免有若干偏颇乃致失误之处。
钟毅绘《明代状元入朝会》
其二，对张竹坡等《金》批中的“枉为人”之说也该重新评鉴。
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既有许多卓尔不凡的真知灼见，已为广大《金》学者所赞赏；
却“也有不少离开作品形象的主观猜想，以及封建性的说教，这是迂腐的、保守的、荒谬的”。(王汝梅语)
笔者认为张竹坡说“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将蔡蕴与蔡京等人混同一例而皆加贬斥，则是很不公允的。
《金瓶梅》中的蔡京是兰陵笑笑生痛加箠楚的反面形象，这本是读者们有目共睹的事实。
如《词话》本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即直言不讳地指责道：“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
文中之“蔡”即专指蔡京。随后在武松判刑、花子虚分家财等多处情节中，都勾勒了蔡京的卑劣灵魂和丑恶嘴脸，
特别是写他公然拿朝廷的空白符扎委任重礼行贿于他的干儿子、地方恶霸西门庆为提刑官，纵容并庇护坏人行凶作恶，尤为书中一大关键。
直到小说之末，作品还特地通过韩爱姐之口，点明了恶贯满盈的蔡京之可耻下场。
但是,《金瓶梅》对蔡状元的刻画，却笔含情韵，墨蕴温馨，跟对蔡京等人物的态度迥然有别。这正是我们要着力阐述的。
首先，在蔡状元尚未正式出场时，就由作者亲自出面于小说第三十六回特为交代：
“当初安忱取中头甲，被言官论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系党人子孙,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蕴擢为第一，做了状元。”
据《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记载：
“时李阶举礼部第一。阶，深之子而陈瓘之甥也。安忱对策，言使党人之子魁多士无以示天下。遂夺阶出身，而赐忱第。忱，惇兄也。”
正如专家们所指出的，兰陵笑笑生故意把历史上置换别人的人写成了被人置换的人；把“兄”错位成“弟”，而又别出才情，重新塑造出一个于史无考的“蔡蕴”来充当官场角斗中的侥幸者，这不仅是艺术家的“狡狯之笔”，而且有深意存焉。
兰陵笑笑生于此故意避免了宋代历史上“元祐”派与“绍圣”派互相攻讦的史实，艺术地笼统地以“言官”之“论”而广泛涵盖了封建上层统治者的党争，从而有助于揭示明代最高统治集团的腐朽与混乱；
将历史上排陷他人的安忱，顺手写成亦遭他人斥黜的败角，不仅与小说的讽戒之旨暗相吻合，而且使作品融孕着更深广的社会历史意蕴。
值得品味的是，小说中的蔡蕴并未出面攻击他人，而只是被动地蒙受意外之遇的一个偶然性的时代小宠儿。
有的研究者指出，小说中的蔡蕴与宋史上的蔡嶷（《蔡嶷传》载《宋史》第卷)二人之名形近、音近，认为兰陵笑笑生创作蔡蕴形象时曾“杂取”过“蔡嶷”的“行状”。
但是，历史上的蔡嶷是个左右讨好、惯于投机、出卖人格、卑污下贱的两面派政客，而《金瓶梅》中的蔡蕴却别具形态，另有风貌。
这倒表明兰陵笑笑生对蔡蕴这一人物的另一付情怀。
《续资治通鉴》
历史上的蔡嶷是主动迫害他人(如陈瓘、陈正汇父子等)，蓄意为自己谋夺高官显爵的，并且厚颜无耻地“一意附蔡京，叙族属，尊为叔父，”旋又改口，称蔡京“公乃叔祖”，……
这些富于戏剧性的史实，本可作为小说的极好素材，但《金瓶梅》一概未取，只淡淡地以“投在蔡京门下做了假子”而一笔带过。
可见兰陵笑笑生绝无丑化或讽刺蔡蕴之意。须知，远的暂且不说，仅就宋代到明代这段中国封建社会的“下坡”期而言，
由于朝廷窳败，政治黑暗，以小说中的蔡蕴这穷书生而言，虽侥幸挤入官场，但在党争激烈、动辄得咎的险恶环境中，这“投在”宰相门下暂当“假子”,不也是不得不然的被迫之举吗？
何况蔡京之流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势，也一定要广植党羽；而小说中的蔡蕴，作为自一介寒士竟平步擢升的新科状元，不正是蔡京们最感兴趣的罗织对象吗?
焉知不是蔡京们主动勾引故作暗示以驱使蔡蕴来相“投”的？君不见，名闻朝野、身列显贵的李开先不是也曾自我解嘲地承认“予昔居官太拘泥，怕参宰辅与达官”——将屈从、妥协的劣性自我“曝光”了吗?
(官场上苟且屈从之风已相沿成习，所以，官僚们才敢于不打自招)
明代著名文人——狂放不羁、睥睨权贵的徐文长，不是也曾依附过政声不佳的“中丞”胡宗宪吗？如此又何必苛责蔡蕴？
其次，小说着意写出是蔡京的大总管翟谦在投书向西门庆故作恭维而又自我表功的基础上，
于索要小妾的同时，自行拜托西门庆照顾“新状元蔡一泉”的；并非蔡状元主动请托翟谦的。
小说特地写明：
“蔡状元在东京，翟谦已是预先和他说了：‘清河县有老爷门下一个西门千户，……富而好礼。亦是老爷抬举，见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
这就明白地昭示给读者：
蔡状元于回家省亲的顺路中暂时作客于西门府，乃顺理成章的普通人世交往，本来无可厚非。
但赵文龙在本回的评语中竟然写道：
“蔡蕴告帮，秋风一路。观其言谈举止，令人欲呕。”
依笔者看来，这不过是赵文龙的故作高雅，自鸣清优罢了。
试问：事前有别人热情推荐介绍“富而好礼”，继之亲见西门庆“远来迎接，又馈送如此大礼”，原先也不知西门庆的丑恶历史，以人之常情常理揆之，不也该“心中甚喜”吗？
难道一定要退回到上古时期穷书生颜回那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卷”，皓首穷经，死守狭隘、保守、自我封闭的小农生活，才是“高尚”之举吗？
若以此论之，那么，大唐诗圣杜甫在长安时期“朝扣富儿们，暮随肥马尘”，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实际是向纨绔之家哀求的卑凄生活，岂不更该斥为“伤风失节”吗？
也就在这回书的批语中，赵文龙居然痛骂《水浒传》的“贬公卿而褒强盗”，却同时妄赞“俞仲华作《荡寇志》，忠义二字始大白于天下”，
可见封建传统观念是如何严酷地闭塞着、混乱着文人们的天然良知和正确视听！
蔡京像
细细品赏《金瓶梅》全书，始终未见蔡状元有什么向蔡京献媚讨好、有什么充当蔡京鹰犬、去为鬼作伥的言行。这是很可见作者的褒贬倾向的。
《金瓶梅》写蔡状元到西门家之后，虽客套地与之寒暄了几句，但随即就告辞道：“学生归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被西门庆恳留后方才住下。
从小说的精炼描叙中可见这蔡蕴颇为真爽、诚挚，不见他矫情做作，也来见他奴颜媚态。
值得品味的是，兰陵笑笑生是这般描绘的：蔡蕴进门后，首先是“以目瞻顾……园池台馆，花木深秀，一望无际，心中大喜。”
接着是与主人对局“下棋”；而同时进门的安忱进士率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