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俄罗斯社会档案馆中，保存有贺子珍当年填写的两页简历，是用规整的中文书写的。来到苏联后，因为保密的要求，贺子珍改名为文云，而这个名字伴随着她，在异国度过了整整10年……
出走苏联，成为“同志”
曾志是贺子珍的好姐妹，曾在自己的回忆录这样写道：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主席竟主动地说起了她，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
由此便可看出，毛主席对贺子珍其实是有很深感情的，曾志见毛主席主动打开了话匣子，便接着问：“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毛主席沉思了片刻，而后感慨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我们在一起，常为一些小事吵架。”
随后，毛主席跟曾志谈起了当年的一段往事：
“有次一位外国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个人还动了手。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是怀着身孕的，来到苏联的第四个月，她和毛主席的孩子就出生了，并给这个孩子取了个苏联名字：柳瓦。
小柳瓦出生后，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看到小弟弟，下意识说了这样一句话：“哎呀，这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贺子珍看着两个孩子，一脸慈爱地说：“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
然而，命运却没有过多眷顾贺子珍，小柳瓦出生不久，就因为感染流感病死了。儿子的离开对贺子珍来说是极大的打击，她整日以泪洗面，一有空就跑去孩子的坟上哭。
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虽然年纪小，可他们看不得贺子珍难过，便安慰说：“贺妈妈，你要保重身体啊，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你的儿子呀。”
孩子的话语一下子将沉浸在悲痛中的贺子珍叫醒，是啊，哪怕为了岸英、岸青这两个孩子，她也必须要坚强。贺子珍擦干眼泪，停止了哭泣，将两个孩子紧紧搂在怀里。
三个人就这样抱成一团，贺子珍一遍遍呼唤着：“儿呀，我的儿……”这话语，既像是在呼唤他逝去的小柳瓦，也像是在对怀里岸英和岸青这两个孩子说的……
在苏联期间，毛泽东曾给贺子珍写去来信，虽然来信内容只有只言片语，但总是含了一份牵挂在其间，可贺子珍对此却不理解，而她倔强的性格无形中也为自己埋下了隐患。
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她去苏联的时候曾去看望了贺子珍。刘英劝说贺子珍给毛主席写封信，并表示自己回国的时候可以帮她带信，可贺子珍却婉言谢绝了。
一天，贺子珍*使神差来到了读报室。读报室的场景一如往昔，读报员读着，学员们听着，可其中的一条消息却使贺子珍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塔斯社的记者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双方在窑洞里谈了很久。记者告别时已经是晚上了，毛泽东与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窑洞外送行。
这个消息对贺子珍来说就好比晴天霹雳，可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女子，不愿意让自己表现出半分慌张，贺子珍强作镇定地离开了读报室，可她的心里却早已翻江倒海，乱成了一团。
孩子刚刚离世不久，贺子珍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除非毛主席亲口告诉她。自那以后，她的精神变得更加恍惚，也渐渐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行为，责备自己的不懂事。
后来，周恩来在苏联治病的时候找到了贺子珍，并转交了一封毛主席写给她的亲笔信：
“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治上进步。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毛主席的信说得十分委婉，可贺子珍心里却很清楚，她和毛主席的缘分尽了，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从此结束了。贺子珍心如刀绞，眼眶不禁湿润了起来，心中充满了懊悔和不舍。
后来的日子，贺子珍的身心均陷入痛苦的深渊，身体状况急剧衰弱，常常蓬头垢面，也不梳洗，其实，贺子珍此时不过30岁，可在感情方面，却又是异常的执着，迟迟不能从悲伤中走出。
贺子珍感觉到前途一片渺茫，她没有了儿子，没有了丈夫，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异国他乡，精神支柱骤然崩塌，可她又不能放弃，她还有毛岸英和毛岸青这两个孩子需要照顾。
尽管如此，在身心的双重打击之下，贺子珍的身体状况依旧一日不如一日，为了缓解她在异国的孤寂和苦楚，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让她得以陪伴在妈妈身边。
异国的亲情，抱团取暖
贺子珍一见到李敏，便高兴地一把将她揽入自己的怀中，一遍遍亲吻这个小孩，深情地望着自己的女儿，轻声问道：“你是谁呀？来干什么呀？”
李敏俏皮地回答说：“我是娇娇，来找妈妈呀！”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妈妈叫贺子珍。”
“你给妈妈带来什么礼物呀？”
“我给妈妈带来了娇娇！”
李敏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许久未感受过的快乐，虽然这快乐有些短暂。母女重逢对贺子珍来说是天大的惊喜，她很疼爱自己的女儿，精神状态也渐渐好了一些。
贺子珍给女儿买了漂亮的裙子，给女儿烫了卷发，买了一些玩具，为了记录下和女儿在一起的美好瞬间，贺子珍还特意带她去照相馆照了照片。
就这样，贺子珍和三个孩子一起，在异国他乡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家。
然而，对贺子珍来说，幸福总是非常的短暂。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进入了战争状态。随着德*逼近莫斯科，贺子珍搬离了莫斯科，和孩子们一起到了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
为抚养教育各国共产*人和烈士们的遗孤，苏联*府专门设立了这所儿童院，在战争的背景下，贺子珍被编入儿童院，虽然这并不是她的初衷（贺子珍来苏的最初目的是治病和学习）。
因为战争的需要，贺子珍在国际儿童院里什么都要学，不仅要学习缝纫、帮厨，还要为低年级的学生补衣服，教中文。
贺子珍在苏联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不懂俄文，工作困难，加之身体不好，时常多病，尤其我身上还有四个弹片不能取出……影响到神经不好，时常头痛，背痛，腰痛，睡眠质量很不好……”
从这封贺子珍写的信中便可看出，她当时在苏联的处境已经很不好了，除了精神上的打击之外，身体上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要一位女性承受如此之多，实在是有些残忍。
自从来到伊万诺沃之后，大家生活便开始变得困难起来，贺子珍和女儿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只有土豆可以吃。虽然也能领到一点面包，但那是要攒起来的，等李敏的两个哥哥周末回家的时候，贺子珍才拿出来一起吃。
为了让大家不至于挨饿，贺子珍自己种地开荒，种些胡萝卜、土豆等蔬菜，夏天的时候偶尔给孩子们炒点*豆，等*豆从锅里蹦出来了，李敏就蹲在地上捡蹦出来的*豆吃。
跟大人不同，李敏所在的儿童院是管饭的，但在战争年代，儿童院的食品也异常的短缺。像其他旅居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员那样，贺子珍的生活费也停发了，而且还要支援前线。
为此，贺子珍必须完成自己的任务，为前线的战士织毛衣和袜子，一个月必须织出九双袜子和一件毛衣，而她亲手织的这些东西随后会被送去前方，支援前线的战士。
俄罗斯纬度高，天气严寒，尤其是到了冬天，天气变得格外的冷，不仅是前线的战士，后方的人要扛过去也不容易，为了使生活有保障，贺子珍有时晚上还要窝在被子里织东西。
后来，不幸再次降临到贺子珍的身上。女儿李敏感染了肺炎，眼瞅着孩子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贺子珍知道后马上跑去了儿童院，希望把孩子带回家，由自己来护理，却遭到了院方的拒绝。
几天后，贺子珍接到去儿童院探视的通知，到了儿童院，贺子珍焦急地到处询问：“我的娇娇呢？我的娇娇呢？”而此时，她的女儿已经被推进了“太平间副室”。
贺子珍赶到女儿的身边，当她发现女儿还有呼吸的时候，她坚毅而决绝地抱起女儿，对医生说道：“孩子我带走，一切后果我来负责，出了事和你们没有关系！”
把女儿接回家后，李敏在妈妈的精心护理下，终于一天天好了起来。
不堪回首，“比长征还苦”的生活
李敏病情好转没几天，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来找贺子珍，一见面便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娇娇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到集体中生活了。”
话是这样说没错，但贺子珍担心女儿身体，连忙解释说：“娇娇的病还没完全好，现在还不能回国际儿童院。”
可儿童院院长却并不对贺子珍的话买账，冷冷说道：“不行，你应该马上去干活，你的毛线活已经很久没有交了。”
事实确实如此，可对贺子珍来说，女儿的生命更加重要，这才使得手里的一些活一时没有办法去做，院长认为贺子珍是故意不劳动，便冲贺子珍嚷开了。
可这并非贺子珍的本意，她当即和院长争执起来，说道：“我从不偷懒，也没少干事情，我的口粮都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并没有白吃饭。”
院长没有忘记此次来的初衷，又问道：“谁给你权利带走孩子？”
贺子珍回答说：“一个母亲的权利！”
“你是想待在家里带孩子，不干活！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
“你胡说，我靠我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我从来没有偷懒过！”
……
就这样，贺子珍和儿童院院长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执，作为一名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革命女性，贺子珍据理力争：“我们有生存的权利，室内温度只有零下40多度，生重病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在国际儿童院里，院长代表着绝对的权威，自然不能忍受有人这样顶撞他，便再一次冲贺子珍嚷道：“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我把你送到疯人院。”
“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这句话从这位儿童院院长的口中，已经不是第一次说出来了……
贺子珍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积压在内心许久的情绪，一瞬间全部爆发出来：“我怎么疯了？你有什么权利，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
后来，两人又争执了一番，而这同时也为贺子珍日后的磨难埋下了隐患……
几天后，贺子珍正在赶织毛衣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贺子珍打开门，却见到了一群不速之客。
一群身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走了进来，见到贺子珍便上前来，抓住她的手臂就要往外拖。这突然发生的状况让贺子珍心头一紧，连忙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人？”
“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
贺子珍猛然想到，之前和儿童院院长发生争执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贺子珍一下子慌了，连忙大声解释说：“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去？我女儿的病还没好，我不能离开生病的女儿啊……”
然而，却并没有人愿意听贺子珍说话，她就这样被带到了疯人院。
贺子珍被认定为精神失常，可在现在俄罗斯所有档案中，关于贺子珍是否精神失常，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至医院证明。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下，对当时的贺子珍来说，她经历着独处异国的孤寂，体内弹片的折磨，失去幼子的心伤，以及女儿的险些离去，和生活上的种种磨难，即便是真的精神失常，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而关于贺子珍进入精神病院后发生的事情，一直到今天都始终是空白，作为当事人，贺子珍很少对人提及，或者说她不愿意对人提及。
孔继宁是贺子珍的外孙，关于外婆的这段特殊经历，他曾回忆说，那是外婆到了晚年也不愿意提及的一段往事，外婆只说过这样一句话：“比长征还苦。”
贺子珍被带走后，李敏从此也就没有了妈妈，并且被人重新送回了国际儿童院，在那里孤单地生活了两年，性格也变得沉静、谨慎了许多。
贺子珍在精神病院期间，一直都没能和女儿见过面，直到她从精神病院出来，这才得以和女儿再见面，而这已经是两年以后的事了，两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李敏被从保育院送到莫斯科，见到妈妈的时候，她精神看上去还可以，不过头发剃光了，头上戴了一顶毛线织的帽子，贺子珍轻声叫了一句“娇娇”后，母女俩紧紧抱在了一起。
风尘仆仆，重回祖国
年，王稼祥当时正好来苏联养病，经过一番折腾总算打听到了贺子珍的下落。而当他见到贺子珍的时候，属实被吓坏了，从贺子珍憔悴的面容上，完全看不见当年英姿飒爽革命者的风采。
后来王稼祥曾问贺子珍以后有什么打算，贺子珍没有片刻的犹豫，当即回答说：“我要回祖国去。”
王稼祥将贺子珍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复电中这样说道：
“已联络苏联方面允许贺子珍回国，并请他们对贺子珍加以照顾。”
王稼祥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他的妻子朱仲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是这样说的：“那时候要见贺子珍很不容易。王稼祥同志俄文好，在共产国际当过代表，认识一些人，经过一步步努力才到了斯大林那儿，直接向他表示，我们要把贺子珍同志接回国去。”
年，贺子珍带着李敏和毛岸青，一路风尘仆仆，终于重回阔别了10年的祖国的怀抱，结束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留苏生活。
回国后，贺子珍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更深，她明白自己能重新回到祖国，重新走进革命队伍，重新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这些都是毛主席对她关怀的结果，她时刻不能忘却……
